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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毛

当年,家里实在是穷,搓麻我只玩五毛的!

 
 
 

日志

 
 

怀念母亲(二)  

2006-07-16 19:48:47|  分类: 文学·一生追求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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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爱面子,又胆小,经常责怪母亲心野炸了肺,母亲一句话也不说,拉东家还西家,说尽好话,看遍了脸色,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抹下了最重的一笔,以至于我后来在困难的日子里,一直撑着也不愿跟别人借钱。
   这样的日子一直到我上初一,家里基本上还清了外债,母亲该直起腰过几天安稳日子了。不料,却因为长时间的劳累,积劳成疾,母亲得了肺结核。一病就是六年,一直到她去世,在心理的压抑和病魔的纠缠下,伴着呻吟咳嗽声,母亲走完了她生命中最后的六年,也是她最痛苦的六年。期间,有一次治愈,母亲让我们摔了药罐,她又开始为儿女操劳奔波。
   母亲总是跟父亲说:“我现在身体好了,咱们咬着牙再好好干几年,两个女儿终归是人家的人,过好过坏就看她们自己了。咱们要给娃把帐还清,娃是个好苗,将来考上大学,说不准咱还能到城里去享几天清福呢!”母亲渴望着幸福,她是家里的顶梁柱,总把压力压在自己身上,给父亲鼓气,为儿女操劳。
   母亲有病的第二年,二姐出嫁了,姐夫是农村的老粗,家里很穷。按农村的风俗,结婚前男方要给女方拿一笔钱,但是母亲什么也没要,姐夫心里过意不去,给亲戚每人买了一身衣服。母亲是个爱面子的人,她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钱,给姐姐做了一套组合家具,在当时是很脸面的。出嫁那天,组合家具抬过去,二姐家房门太矮却进不了院子,家具只好平放在场里。临走时,母亲握着姐姐的手说:“只要你们都好好争气,没有过不前去的光景。”
   母亲在交代了两个姐姐之后,病就复发了。这次她病倒了,一天吃十几顿西药,喝三大碗中药,还要打针,人却一天比一天瘦。药把母亲的胃闹坏了,她开始吃不下去饭,见药就恶心,可是我和父亲还是监视着她按时吃药。有时,母亲趁我们不注意把倒出来的药又倒回瓶里。父亲发现了告诉我,我就批评她,跟她说要对自己负责,只有好好吃药才能康复。她流着眼泪对我说:“妈不好,妈一定好好吃药。”到现在,我吃几片西药就觉得痛苦时,才理解可怜的母亲为了活着,为了把儿子交代过手承受了多少痛苦,在死亡线上做了多么艰苦的挣扎,但是她却从没对我说过,吃药苦,打针疼。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向病魔投降,才喊:“我受不了啦,让我走吧!”
   我知道母亲不想走,她是恋着这个家的,她是放心不下她的儿。但是她受不了啦,她是在乞求我们原谅她。后来有人埋怨大夫不该给母亲打独尤碇,说不打那针,母亲还可以多活几天,可我知道母亲多活几天就多痛苦几天。我不忍看她拧着眉昂头喝下大碗的中药;我不忍看她打针时干涩消瘦的皮肤微微打颤;我不忍看她喝完药打过针之后,长久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从眼角滑下的清泪;我不忍……
   九七年中考我以零点五分只差未考上重点高中,很多比我成绩低的同学都托关系进了重点高中,我很沮丧,心里也不平衡。回到家,父亲批评我,我顶了一句:“人家比我分数低还不是照样进了重点,人家他爸妈有钱有势。”父亲不再言语,母亲却哭了,当天下午就下床,到本家一个在外地干事的哥哥家里,请人家帮忙,可我终归还是没进重点。第二年,我以全县第三的成绩考进重点,母亲终于又高兴地笑了,说:“老子有用怎么了!我娃有用照样不比别人差。”母亲偎在床上给我纳鞋垫,绣出许多花来,家里一来人,母亲就说:“娃要到县里上学了,总得穿的脸面些吧!”那言语中的自豪或许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九八年的夏天,也就是我考进重点的那个暑假,母亲病情恶化。到所有的亲戚家去借钱,然后父亲陪着她到商州地区医院去看病,我在家看门干活。过了一个月,父亲稍信让我去照顾母亲。我第一次去商州市,到黄沙桥下了车,才觉得自己寒酸的穿着与这个并不繁华的城市格格不入。我顺着路边,叫叔叫爷叫大娘一直问到商州市医院,按父亲说的地址进了传染科。
    母亲没在床上躺着而是坐在病房前的黄杨带边,我老远就认出了她。母亲不敢相信,我竟然能一个人跑到大城市来。母亲说父亲已经回去了,可能和我在路上错过了。然后就问家里的鸡呀、鸭呀,问我把老母猪喂的怎样。知道一切都好,才舒了心。就让我去打饭,让我去打一份牛肉。打回来,她又说不想吃,全让我填了肚子。我爱吃牛肉,那也许是我一生中吃的最香的一次,母亲看着我吃,她在一边笑。母亲见了我,病好像轻了许多,要我陪她逛街。
   我扶着母亲,从北新街走到文艺路。在商场里,母亲给我买了一个当时比较流行的报时器,人家要十五块钱。我说不要,可母亲还是给我买下了,那是母亲最后一次给我买东西。现在我上了大学,到过省城,去过北京,在每一条都市繁华的街道上,看到那些同龄人搀着母亲逛街,我就呆滞。有几次我看到那母亲的背影,就跑上去看,和母亲一样的和蔼,人家对我一笑,走了。我竟蹲在大街上呜呜的流泪,没有人会知道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为什么会轻而易举的就站在大街上流泪。
   那天,逛回来已经很晚,在银行门口,母亲累了,我让她坐在银行门前用大理石铺的地板上,我去给她买雪糕,我小心翼翼地穿过马路,走到商店门口,手在口袋里摸了半天,只摸出两毛钱,
   我说:“叔叔,我只有两毛钱,给我一支雪糕,我明天给你送三毛钱来,行吗?”
  “天底下还有这种事。没钱还想吃好的,两毛钱就吃冰棍吧!”
   我买了一只冰棍,朝回走,快到银行门口时,一个打扮入时的女人出来对着母亲大叫:“银行门口是可以随便坐的吗?快走!”我在马路中间停了一会,看着母亲蹒跚地走开了,我才过去。我没勇气和那个女人争吵,我知道母亲不愿让我看到她被人欺负。我过去装着什么都没听见。母亲说:“地板上有些凉,我就站起来了”。我看到她消瘦的脸上是那样的镇定和祥和,母亲不虚荣,但她愿把一切委屈和痛苦让自己承受,而不让我看到。
  我说:“那边没雪糕了,就买了支冰棍。”
  “冰棍好,雪糕化得太快。”
  母亲要我吃,我要她吃,后来说一起吃,她又说她有病,让我先吃。咬一口不行,再咬一口还不行,一根冰棍剩下了三分之一她才肯吃。
    回到病房,几个病友都夸我懂事。一个大娘是肝癌晚期,她跟母亲说:“你多幸福呀!有你娃在身边,我怕是到死也见不到我娃了,他去广州打工,大半年了也没个音信。”话没说完眼泪就下来了。
   那天晚上,母亲给我十块钱,让我去打一斤饺子。打回来让我分成三份,我的最多,她的最少,中间一份让我给那个大娘端去。大娘比母亲胃口好,吃饺子一口一个,母亲看了就笑。晚上病房里病人都睡了,我和母亲睡不着,就坐起来拉家常。又说起病房里的那个大娘,母亲说:“你爸每次给我端饺子,我吃她看,她一看,我这心里就酸得吃不下去。有时她看一会就转过身子不看了,可过一会就又看,从没见过她吃。她家比咱穷,儿子不在,老伴卖了粮食给她治病,她是癌症晚期,怕是到死也吃不上她儿给她端的饺子了,咱少吃点,了了她的心愿吧!”
   第四天晚上,大娘突然大喊大叫,折腾了几个小时就永远的安宁了。母亲给了那个大伯十块钱,让割点肉,给大娘坟上献一碗饺子。
第五天,父亲来了,脸色很难看。父亲是那种心里藏不住事的人,我约摸是出什么事了。父亲要我出去,他要跟母亲说话。我就出去,站在窗台下。听父亲说:“老母猪难产,产了一个猪崽就死了,一分钱没卖到,家里也没什么指望了,要不把房卖了吧。”
  “你胡说啥呀!家里一屁股帐,再把房卖了,万一将来咱孩子考不上大学,就害他一辈子,我现在没事了,先回去吧,给娃准备钱上学要紧。”
    我在窗外浑身打颤,哽咽着让泪水从眼眶从心里一起往下淌。我不想让母亲出院,但我知道家里没钱,能借的都借了。我是弱小的、无力的,我没有意识到这个决定的严重后果,但事实上正是这个错误而无奈的决定,让母亲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让她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让母亲慢慢地走向死亡。我想,如果是一个敌人在杀害母亲,无论他多么强大,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和他厮杀。然而,我面对的不是敌人和凶器,而是病魔与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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